三、讲员与信众
1.“新讲道学”(the new homiletic)
“新讲道学”是在文学鉴别学、释经学的新发展以及传播学的影响下为宣讲学引进的新的观点、方向和发展。它提出宣讲的任务不应单单停留在“明白”和“了解”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能为信众创造经验，使他们能体会福音的能力——塑造、改变和转化人的身份和素质”。就传道者与听众的关系而言，摈弃了传统讲道法一个简单而机械式的释放与接收的关系。讲道者不是一个单向的权威和信息的发放者，陈述着他事先想好的观念与知识，而听众也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接收器。为此“新讲道学”提出了“归纳式”的发展进路，以解决讲道者怎样与听众配合、相遇，以致共创意义之难题。传统的讲道法形式（演绎式、命题式、推论式和三点式）是由一个普遍观念，命题或者一个结论开始，引申到听众的生活。相反，归纳式的进路是从听众的特殊经验发出，归纳出一般的真理。讲道既然以听众的经验为起点，听众就不会感到信息来自外界，而是他们可以认同和产生共鸣的声音。如此，讲道就不只是属于讲道者，也属于听众。
2.“牧养性讲道”
讲道不仅是教导，也应是一种牧养关怀。传道人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非师傅之心，乃为父之心。随着社会学、心理学和牧范学的发展，牧会心理学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越来越普遍地应用在讲道事工中——“牧养性讲道”(pastoral preaching）就此而生。“牧养性讲道的特性是藉着一篇讲章来面对一个人或一群人内心的终极关怀。一方面，讲道者必须认知人们最深沉的需求；另一方面，讲道者也藉着福音的真理将答案带入人心”。“牧养性讲道”的出发点是信众的需求，一个成功的讲道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满有爱心的牧养者(pastor)。讲道既有教导性功能也应有牧养性功能，讲员在预备讲道的过程中，也要包括细心聆听信众的心声，就像倾听经文的启示一样。一个忠诚的传道者应兼负牧养与讲道的角色，“除非我们也能扮好另一个角色，否则，我们无法真正成为自己角色”。有效的讲道是能够将当今人们的需求融入讲道之中，既不是笼统地泛泛而谈，也不是舞台上的“独角戏”。是以听众的真实需要为取向，关心其操心之事，急其所急，解其所难。如此听众更容易将其领受的信息与自己的处境相结合，且能应用于现实的生活之中。
讲员与听众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为“牧养对话”(pastoral conversation)。传道人通常是用嘴多说，而不是用心多听。讲道者要想实现在台上“对话”的有效沟通，就少不了在台下面对信众的倾听。“倾听的品质是将所观察的人物当成一个整全的人来细心思考其处境，不只是注意到对方所使用的文字含意，更要尽力去接收与思考到其背后的讯息。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讲道是为了讨好信众，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而牺牲福音真理，那样的话讲道者就有沦为福音的“走私犯”的危险。
3.“同理的想像”
讲道要尽量多的收集信众的资料，了解他们生活上遇到的难题和困惑。并能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设身处地的想像，如何藉着宣讲福音解决他们的实践问题。宣讲的任务不只是让信众知道，更是叫他们思想、感受、决定和实践，这就是讲道“认名”(naming）信众的信仰与生活世界的功能”。讲道也不再只是“向”(to）他们说明，而是“为”(for）他们表白。宣讲者不仅要教育和引导信众，也要触摸他们的痛苦与伤口，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宣告他们期望已久的“好消息”。如此可以减少或避免那些“不着边际，不切实际，不食人间烟火和不能引起会众共鸣的讲道”。
四、经文与信众
讲道不是传道人的独白，也不是让信众只听到传道人自己的声音，而是叫他们听见上帝的话语，引导会众直接与上帝之道相遇。巴特认为讲道的基本神学意义是：“宣道就是讲述神自己所曾说过的话——执行这任务的传道人的责任是用他自己的话来阐释一段和教会信徒有关的经文，对他们宣讲神所要对他们说的话。”换言之，成功的讲道是让经文直接与处境中的听众讲话，让经文的教训与督责指导信众归正、学义。从这种意义上讲，讲道事奉是以施洗约翰为模式的。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参《约翰福音》3章28节至30节）。
传道人的一大试探就是“尼布甲尼撒式讲道”，把讲台变成表演的舞台，讲道专为传扬自己的名，抬高自己的知名度。如尼布甲尼撒王的自夸：“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参《但以理书》4章30节）?正如智者所言：“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箴言》18章2节）。总之，讲道是人让上帝的话更受重视，而不是叫我们更受欢迎。“每一次讲道最主要的效果，应该是揭示基督；而传道人最主要的艺术，是隐藏自己”。讲道的本质是促成个别的邂逅，“然而，这个伟大的邂逅，不是传道人与会众相遇，乃是神与会众相遇”。在上帝与信众之间传道人是引路者，而不是“第三者”。保罗在哥林多的讲道经验对我们当今的传道人是勉励，也是高度的警戒：“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2章3节至5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哥林多后书》4章7节，另参《哥林多后书》12章7节至9节）。只有作“匿名”“隐形”“软弱”的传道人，在讲道中才有利于信众直接聆听上帝的话，使上帝得荣耀，基督被高举。为此传道人就要有谦卑的品质，谦卑地顺服上帝的话，谦卑地依靠圣灵的能力，谦卑地引领信众与上帝相遇。
五、总结
从讲道神学的角度看，讲道不应该是一个从传道人到经文再到信众的单向沟通模式，而应该是经文、传道人和信众三者之间互动的关联。
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对传道人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纵向与上帝的互动，通过对圣经阅读、理解、实践和宣讲努力实现自我的“人格升华”，确立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关系。二是横向与信众的互动，立足于关怀他人“此时”和“当下”的处境，与之建立和谐友爱的关联。简言之，讲道就是对基督最大诫命的实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参《马太福音》22章37节至39节）。因此，讲道也就是一种爱的事奉和实践，是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行动。从经文到讲台是一种从圣经世界到现今世界的跨越，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过程。用斯托得的话说：“我们所传讲的那位，不是架空的基督，不是与真实世界无关的基督，也不只是曾在历史上出现的基督，而是那位与我们同时代的基督，他曾活过且死过，现在又活着，为要满足今日人类各样的需要。”简言之，这种互动关系的模式中经文、传道人和信众三者处于互动关系中。
中国教会在现代社会处境中的传讲同时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挑战是因为我们的讲道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比如圣经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现代圣经诠释学研究的成果无论在神学教育还是讲道中都涉及较少。事实上没有对经文进行处境化的解释就不可能有 ?“大有能力”的讲道。再加上世俗化的影响，讲道中的功利主义、个人崇拜和拜金主义抬头；非理性、反科学的说教时而有之；有消极悲观、甚至是民间迷信的色彩”。因此，既要加强“讲道神学”的训练，也应提倡“神学的讲道”。即“讲道者必须整合圣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礼拜学，牧范学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学识和文学素养，才能写出神学的讲章，宣讲时代的信息，喂养信徒灵命。所以讲道者生命的深度，讲道内容的完备，宣讲的技巧和与会众的互动，都是讲道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环环相扣”。讲道的另一挑战是由于对社会的认识、关注和参与不够，导致有些讲道的信息只强调“属天”和“属灵”的层面，离“地面”和“人性”太远，往往给人以“‘道’不关己”的感觉。所以，深入开展三自爱国教育对提高传道人讲道的果效同样有很强的适切性。它可以培养传道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社会参与、服务和伦理意识。在讲道中实现“神性”与“人性”的合一，让“道”在我们的实际处境中成为“肉身”，就必然“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参《约翰福音》1章14节）。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而言，仍是一种处境化进程中的碰撞、沟通、相融、共存。”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下，“三自爱国运动”无疑是中国基督教对新的社会处境作出的积极、正确的回应。同样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后的再思考，是面临新环境、新问题的新回应。在这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国教会也展开了纪念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的活动。在此活动中，全国两会倡导重视讲道事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深入发展的思路是正确的。因为讲道根本上是救恩事件，也是从根开始的更新事件。正如骆忠思所说：“改革或复兴之前总会有什么预兆？那就是更新的讲道。”笔者的设想是能够藉着对处境化讲道神学的研究与实践，首先更新教会的讲道，进而带来中国教会的复兴。做到内求信仰本真，外塑“仆人”形象，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变革的处境中重新审视、定位、适应与融入，抓住突破与超越的机遇，在中国处境中实现“‘中国化’的全新‘自我’”。
刊于《金陵神学志》，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