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讲道是基督教不可缺少的。没有讲道，就失去基督教真理的重要根基，因为基督教真正的中心，便是神的道”。耶稣在世时就是一位拉比,是福音的宣讲者。“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参《马太福音》9章35节；另参《马太福音》4章23节；《马可福音》1章39节）。使徒的职分从被召时就是宣讲性的：耶稣曾差遣他们出去传道（《马可福音》3章14节;《马太福音》10章5节至7节），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后又将传福音的使命托付他们（《马太福音》28章19节；《路加福音》24章47节）。使徒时代的教会可说是宣讲的教会，初期教会的成立史也是使徒的讲道史。一般学者都认同《使徒行传》是一本“宣讲的文献”(A Book of Proclamation)或称“宣讲的记录”(A Record of Preaching)。“讲章”是《使徒行传》最明显的文学特点之一，共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多。将如此多的讲道安排在教会传道故事的描述中，足知作者认为宣讲词是构成初期教会孕育历史的主要成分之一。换言之，对福音的宣讲是教会建立的一根柱石；进言之，讲道也是教会兴衰的晴雨表。《使徒行传》的作者多次用“上帝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形容初期教会发展的光景，这一切正好是使徒们专心传讲上帝的道带出来的结果。环顾教会历史，讲道的好坏与教会兴衰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末美国著名神学家和讲道家P.T.Forsyth有句名言：“基督教的兴衰维系于讲道”。讲道被轻看之时就是教会衰落之期，重视讲道之日则是教会复兴之机。
由上所知，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在纪念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之际，将讲道事工列为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主题之一，是高瞻远瞩之势。可以说既抓准了时机，也找对了问题的关键—— “讲道关乎教会兴衰”。讲道中的三要素：经文、传道人和听众，本身都是处境性的，“经文”是上帝向处在特定处境中的人的启示，“传道人和听众”又是在真实处境中的个人和群体，所以讲道就是这三者之间处境化的互动。本文尝试从经文、传道人和听众三个讲道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初探处境化的讲道神学理念，及其对更新讲道、促进神学思想建设和复兴中国教会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经文与讲员
1.解经(exegesis)
经文是讲道的基础，是一篇好讲章的主要源头。解经是讲员宣讲的根基，即讲员要坐在作者的座位上明白经文的原意。在讲道中不重视对经文正确的解释，就会面临“另传一个福音”的危险。现今的讲道者面临的一大试探是来自经文以外的信息，正如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注重人的遗传多过律法的真意。越来越多的教会先见之士提出了“解经讲道”(exegetical/expositorypreaching)。认为解经讲道是最能显明上帝能力的讲道方式，罗宾森为解经讲道下了一个定义：“讲道是传播圣经观念，产生和传播于对一段经文的历史、语法和文学的研究，圣灵藉此先应用于讲员的人格和经验上，然后透过他传递给他的听众。”斯托得也说：“传道人蒙召是要忠实地解明他的信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说话，同时圣灵也使圣经成为活的。因此二十一世纪教会的最大需要莫过于恢复解经讲道的事奉。”保罗传讲的中心就是“上帝的道”，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书信中说：“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这道实在是上帝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保罗对自己所宣讲之道信心十足，相信它就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经文既是讲道的中心和资料来源，要想讲好道就先要有好的解经。从释经学的角度看，历史鉴别学(historicalcriticism)无疑有助于正确解经。首先它打破了从教父时期到中世纪由寓意解经(allegory)和预表解经(typology）垄断的局面，可以有效克服解经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其次也可避免现代人一厢情愿地以现代眼光和观念理解经文。它更提供了一套解经准则，帮助现代的解经者掌握每卷书的历史处境。因它强调圣经既是在特定的处境中写成的，了解经文的意义就必须将其放回过去的处境中去认识。“再透过小心仔细的语言研究，克服语文上的障碍，进而以历史和社会分析，重建每卷书的写作情况，描述作者向读者沟通的意念”，因为它们之间相隔四大距离——时间、文化、地域、语言。时间的距离让我们对圣经时代缺乏足够的认识，文化距离使我们面对圣经中的风俗、信仰和习惯等容易先入为主地作出偏见性的价值判断。地域距离往往叫读经者迷失于圣经中无处可考的“沙漠旷野”之间。语言是“道”的载体，语言不通又会让传道者陷入“巴别塔”式的困境。历史鉴别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经文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经文的意义与其背景密切相关，而不是随意杜撰出来的。如此可以避免断章取义的解经，或望文生义的宣讲。只是以历史鉴别学为纲领或“代模”(paradigm)的宣讲，在以客观、抽离和冷静的态度为经文原意确定了一个所以然之后，必然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经文所呈现的意义与我有何关系？”因此，传讲者就要进入下一步，寻求经文对现今世界的适切性和应用性，这个过程可称为“释经”。
2.释经(interpretation)
“讲道并不是古老经文的读书报告，却是要把他们变成可以看见,可以应用的新文本”。每一次传道人要将古经文解释给现代信众听的时候，都会感到极大的压力和紧张。这就要求讲员面对经文与现今的世界时，两手都要“抓”，并且两手都要“硬”。斯托得的总结是：“讲道者的任务是在圣经世界与今日世界的鸿沟上搭一座桥，使圣经仍然能在现代文化中不断说话，使讲道有适切的效果”。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一本书主义者无法成为合格的传道人。
今日传道人面临的挑战恐怕不仅是为圣经讲的是否真实辩护，更重要的是要回答圣经与这个时代有何关系，如何适切现代社会，以及怎样向现今的人们说话等问题。斯托得将圣经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文化距离比喻成一道鸿沟，传道者是架桥工人，藉着讲道在圣经的彼岸与现今世界的此岸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讲道只限于圣经世界，如同一条向上的直线，始终无法落到此岸。“它虽然合乎圣经，却不合乎时代”，因为这样的讲道“太少接触地面了”。司布真的批评也非常幽默：“基督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然而，有些传道人将食物搁在高处，大羊小羊都够不着。他们似乎把经文读成：‘喂养我的长颈鹿’。”当然，我们也要谨防走另一个极端，使所讲之道只属于此岸的现代世界。他们敏锐于时尚和潮流，善于应用现代人喜欢的语言和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道，只是所讲之道与圣经无关。他们的危机就是在抛弃一些陈词滥调和过时迂腐保守观念时，连真理也丢弃了，如同倒洗澡水时连婴孩一块倒掉一样。传道者的身份始终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不能沦为“时尚的仆人”或成为“迎合大众品味的现代假先知”。所以，作为架桥工的传道人，既不能只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也不能跟上了时代却不合圣经。架桥就是使上帝不变的信息与千变万化的世界建立关系，传道就是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传道人要有“向时代讲道”的习惯，所传讲的不仅是曾在历史上出现的耶稣，也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基督”。英国19世纪的讲道家罗柏森之所以能在他同胞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而永恒”的标记，不仅是因为“他的话语源自对主耶稣基督的热爱”，也是因为"他的讲道特意针对现代的思潮与生活”。巴特根据自己多年的牧会经验如此描述传道人的困惑：“站在牧师的立场，我要向活在各种矛盾之中的人说话，但所说的必须是圣经永远的信息，而圣经与生活同样都是谜。这两个巨人——生活与圣经——常常耸立在我面前（现在仍然如此！），令我左右为难。”一次有人问巴特如何预备主日讲道？巴特回答：“我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一个成熟的传道人能将真理与时代性相结合；一篇完整的讲章应该以“天为其父，地为其母”；一次有效的讲道是能把圣经的教训与当今发生的事关联起来，让信众听清楚，能理解，产生关系，有所回应。对此尼尔主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讲道有如织布，经与纬为两个要素。其中不变、固定的要素，对我们而言，就是神的话；另外一项变动的要素就是织布者能随心所欲换花样，对我们而言，这可变的要素就是变幻无穷的人与环境。”
3.更新
讲员读经的过程，也是经文向讲员说话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首先是讲员自己蒙光照、引导与造就。在讲员与经文的关系中，经文不能成为讲员的工具，更不是讲员的奴仆。相反在读经和宣讲的行动中，讲员必先受感而“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经文不单是提供有关过去资讯的‘它’，经文也是一个向在真实处境的读者说话的主体——‘你’。所以，读经者与经文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我－它’的关系，而是一个‘我－你’的关系。”经文不仅是过去的资料承载者，对现在的读经者也有“教导、督责”的价值。在此前提下，实现了经文与读者真诚的对话。读者不再是抽离于经文之外的观望者或评判员，而是进入经文，藉着与经文的互动产生出意义的伙伴。这是文学鉴别学(literarycriticism)在圣研究上的一大贡献，“它指出经文的意义不单在于发掘和重整经文背后的过去和历史，更在于促使经文与读者相遇，而正是这个相遇的经验，使经文的意义得孕育而生。这种意义的诞生并不限于知识和资讯的层面，而是心灵的接触和生命的塑造和改变。”简言之，一位不因经文而改变者，他对经文的宣讲也难改变听众；一位不被经文感动的传道人，他的讲道也不易感动人；一位不接受经文教导的讲员，他所讲的也很难让人得到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