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旧约的先知书——大先知书解经系列之二

 

早期的先知大多以口头宣讲上帝的话语为主，并没有留下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先知书。正如李思敬博士所说：“先知代表上帝说话，不是靠写作，乃是靠口传。”例如，先知撒母耳、拿单、以利亚和以利沙等虽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先知，而且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中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们的事迹，但是他们都没有留下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先知书。一直到了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有了先知著作的出现，这些著作就是先知书。学者通常认为《阿摩司书》是第一部先知书。以下本文将从先知书产生的原因、先知书形成的过程以及先知书的分类三个方面来认识旧约的先知书。

一、先知书的产生

为什么直到公元前8世纪，在旧约历史中才开始出现先知书呢？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一）文字创作的普及

或许文字创作的广泛传播对于先知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考古证据表明，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以色列就已经有了文字创作，而到了公元前8世纪时，文字创作变得更为普及。文字创作的普及是导致先知书出现的原因之一。

（二）宣讲对象的转变

到了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的先知宣讲的对象开始从君王转变为百姓。我们从《阿摩司书》《何西阿书》《弥迦书》《以赛亚书》中可以发现先知们的信息不但针对君王，也针对以色列百姓和外邦人。他们向百姓宣告耶和华审判的信息，劝告他们悔改，否则必招致灭亡。先知向君王传讲信息是个人对个人的，但先知向百姓传讲信息是一个人面对群众。如果信息要传讲得准确无误，必须先把它写下来，再由其他人带着书卷，然后按书卷传出去。这样的转变是十分自然，也是无可避免的。

（三）先知预言的应验

先知阿摩司和何西阿发出的那些审判的预言，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被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的毁灭证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事件对耶和华的子民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事件，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讲述这一事件的先知的预言会被收集、保存和研究，人们想要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四）口头宣讲的局限

有时候因为先知不能自由地采用口头宣讲的方式，所以就采用笔传和写作的方式。例如，《耶利米书》描述先知耶利米受到拘管，不能够自由地去圣殿宣讲，他就召了他的书记员巴录把他的话写在书上并代替他去耶和华的殿中宣读（参《耶利米书》36章1节至7节）。西底家在位第四年，耶利米曾把巴比伦将来会遭遇的灾难和有关巴比伦的一切事都写在书卷上。当西莱雅随同王一同到巴比伦，耶利米便将此书卷交给西莱雅，要求他到了巴比伦之后，“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参《耶利米书》51章59节至64节）。由此可见，当先知不能到某一个地方去，但他有信息要传给该地的人，他就会把信息写下来，让另一个人带到该处去宣读。这也促进了先知书的创作。

二、先知书的形成

先知书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大卫·彼得森认为先知书的形成从口头宣讲到写作成书再到成为正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他将之概括为收集、注释、更新、连接、成书，直到“正典化”的过程。

（一）收集

先知主要通过口头宣讲上帝的神谕。后来先知的门徒就把老师的口传言论收集并记录下来，正如孔子的弟子把孔子的言论编集成《论语》一样。理解先知书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了解先知演讲辞中那些不连贯的单元是如何得到保存、收集和编辑的。先知书的编者会将论及相似主题的先知言论放在一起，例如论犹大王室（参《耶利米书》21章11节至23章8节）、论先知（参《耶利米书》23章9节至40节）、论异象（参《撒迦利亚书》1章至6章）等。

（二）注释

注释是指早期的先知神谕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神谕令人难以明白，因此，先知书的编者尝试解释这些神谕，并把注解也收录和编辑到圣经中，成为经文的一部分。这些注释或说明也成为正典先知书的组成部分。

（三）更新

更新是指早期的先知话语和记录具有衍生的能力，以致创造出新的著作。例如，《以赛亚书》1章至39章包含了大量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以赛亚的言论。后来的先知门徒根据先知以赛亚的言论和记载，创作了“第二以赛亚”（参《以赛亚书》40章至55章）和“第三以赛亚”（参《以赛亚书》56章至66章）的作品，为的是满足新时代的需要，并且延续和回应了“第一以赛亚”（参《以赛亚书》1章至39章）的一些主题，例如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命运等。近代学者多认为《以赛亚书》的内容是经过几位不同时期的作者先后创作，最后由一位编者编辑而成的。

（四）编辑

最后的编者在被掳时期或被掳时期以后把先知门徒保存下来的经卷收集起来，按照时间顺序或主题顺序加以编排，有时还会加插一些晚期的预言，使其看起来像是出自原来先知的一样。有时他们也会加插编者的话，将先知书与旧约其他经卷连接起来，例如这在《何西阿书》14章9节和《玛拉基书》4章4节都清晰可见。前者强调了何西阿和智慧人的关联，而后者则透过呼召人遵守律法来总结小先知书，甚至是整个先知正典的信息。在这两个例子中，先知书的这些元素分别把该著作连结上正典的另一部分——智慧文学（如《箴言》）和律法。

总之，收集、注释、更新、编辑都是通向先知书卷“正典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中的细节比较复杂，我们今天看到的先知书已经是“正典化”过程完成之后的“最后形式”。这也标志着先知书的形成。

三、先知书的分类

当先知书形成以后被编辑在一起时，就会涉及如何给先知书分类的问题。犹太教的《希伯来正典》将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共四卷，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后先知书也有四卷，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先知书》。四卷前先知书其实是历史书，是上帝透过他的行动向人启示他自己。犹太人的宗教是启示的宗教，他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是上帝透过历史事件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语。因此犹太人把这些历史书也纳入先知书的范畴，统称为前先知书。前先知书从《申命记》的西奈之约遵命蒙福、违命受祸的角度解释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遭遇—从进入迦南地到最后亡国被掳失去迦南地。《希伯来正典》中的后先知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知书，是上帝透过众先知所说的话语带给人的启示，基本上也是从西奈之约的角度来解释旧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根据篇幅的长短把先知书分为五卷“大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包括《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严格来说，这种大、小先知书的分类是不够准确的，例如《耶利米哀歌》虽然只有5章却被列入大先知书，而《何西阿书》和《撒迦利亚书》都有14章却被列入小先知书；《但以理书》从性质来说属于启示文学，不能算作先知书。此外，大、小先知书的分类也容易引起误解，让人误以为小先知书不重要，大先知书才重要，事实上旧约中许多伟大的话语都出现在小先知书中，例如“义人因信得生”（参《哈巴谷书》2章4节）。因此，“大”和“小”这两个字与书卷内容的重要性毫无关系。事实上，古代犹太教将十二小先知书合编成一卷作为一个整体，称之为《十二先知书》，其篇幅长度仅次于《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因此，从历史上看，小先知书从来没有被“小”看。

总之，早期的先知是以口传为主，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出现了著述先知。口传先知和著述先知的主要分别在于：口传先知通常是向在位的君王或领袖宣讲，而著述先知则主要是向人民宣讲。当我们阅读《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这四卷书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记述君王和先知而非人民的，它们是有关君王和先知的历史。然而著述先知则是向人民传讲上帝的旨意，他们也有门徒或助手，把他们的信息收集起来编著成先知书，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信息也能帮助未来的世代。先知书的形成经历了收集、注释、更新、编辑、成书的复杂过程。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先知书分类的不同反映了不同的神学理解。犹太教将先知书视为对律法书的解释和应用，而基督教将先知书视为对基督的预言。先知书的功用就是要把上帝透过先知传达的重要信息留传后世。当以色列人不守律法，完全不理先知警告的时候，先知唯有留下记录来警示后人。这些记录不但与旧约的以色列人有关，也与新约的信徒有关。因此，先知书实在有重要而永恒的价值。

（作者系浙江神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