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人性论与原罪说的中国化诠释

在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与原罪说是理解救赎、恩典、成圣等教义的基础。圣经记载，人原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然而，由于始祖亚当与夏娃的犯罪堕落，人类整体陷入罪的状态，从此与上帝隔绝，内心倾向于作恶而非行善，这种状态被称为“原罪”。对于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原罪说不仅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被认为与“性本善”的观念相冲突。如果人性本善，何来原罪之说？因此，对基督教人性论与原罪说进行一种符合中华文化语境的诠释，不仅有助于中国人深入理解基督教思想，也为中西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对话提供可能。本文将以基督教神学的人性论与原罪说为核心，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命、心性、过恶、人欲、修养等观念，尝试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理解的桥梁。

一、人性的尊贵与亏缺

《创世记》记载，上帝在造天地万物之后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参《创世记》1章26节）因此，在基督教看来，人并非偶然的产物，而是带有神圣尊严的存在。人不仅具有理性、情感与意志，而且还有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能力，具有治理大地、管理万物的职责。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教对人的尊重并不低于儒家对人的崇高肯定。圣经中，人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说法，与《中庸》中说的“天命之谓性”“参赞化育”，在基本精神上并不矛盾，二者都赋予人超越自然的神圣根源与崇高使命。

不过，基督教并不把人理解为单纯的“精神存在”，人既有理性、良知，也有欲望、冲动和软弱。正如保罗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参《罗马书》7章15节）这种描述，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观察是非常相似的。宋明理学家们体验到的天理人欲之争、刘宗周所说的“私欲妄惑”，都揭示了人性在现实中内在分裂的状态。基督教神学将这种根本张力归结为原罪的影响。这并不是说人本身被造时是邪恶的，而是说人的本性在历史中被破坏、被扭曲，失去了原本与上帝的和谐关系。

二、原罪的本质与状态

说到原罪，我们常常误以为是人遗传了由亚当而来的罪。但实际上，在基督教神学中，原罪不是一种“法律责任”的转移，而是一种“存在状态”的传承。托马斯·阿奎那说，人在原义状态下，完全顺服于上帝；原罪是人不再顺服上帝，将人的意愿转向了非终极不变的善，破坏了原义的和谐状态，它在质料上是过分的欲望，在形式上是原义的缺欠。这就好像疾病是因为破坏了健康状态的平衡。因此，原罪被称为“无力的本性”。可以这样理解：原罪不是具体行为上的罪，而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偏离状态，是人的生命与上帝生命之间关系的断裂。这种状态像一种“灵性的疾病”，而每一个人都出生在这种“失序”的世界和人性之中，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如果用中华文化来表达，原罪更接近“习性”“气质之偏”“私欲”“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这样的概念。它并不是说人完全没有善，而是说人的善已经不再纯粹、透明，总是夹杂着私欲、恐惧和自我中心。

在《人谱》中，刘宗周用“微过”来形容人之恶的产生根源。他说“微过”并非单纯的道德小错，而是一种偏离天理、背离本心的状态。人的“微过”藏在未起念以前，仿佛不可名状，似乎无病痛可指，好像是人的元气虚弱不足。但是，刘宗周明确指出，“微过”在本质上是“独而离其天也”。这与原罪的理解非常相似。原罪不是具体的各种罪恶，而是一种使人容易犯罪的根源状态。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人被生死男女、酒色财气等私欲牵引，不断产生“微过”“隐过”“显过”，累积形成“大过”“丛过”，最终积习成恶，养成罪恶的习性。刘宗周在静坐时，在“如对上帝，如临师保”的体验中，认罪悔改说：“是予之罪也夫。”借助儒家的修养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所讲原罪，其实是指一种与“天”“道”“理”相脱离的深层生命状态，与儒家说的“失其本心”“离其天命”“麻木不仁”，可作会通理解。

三、救赎的恩典与灵修

在基督教神学中，人无法单靠自己的修行消除原罪的后果，需要上帝的拯救，这种拯救通过耶稣基督在S字J上的牺牲而得以完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儒家的修身进德有所不同。儒家强调通过学习、反省、实践来成就道德人格。不过，儒家同样强调要“畏天命”“敬天”，承认需要超越性的根源。如果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基督教所说的“恩典”，可以理解为“来自天的力量”，人虽需要努力，但最终的转化并非完全出于人自身，而是来自超越性的根源，这正是孔子说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七克》中，庞迪我强调通过培养谦卑、仁爱、忍耐、节制等美德，来克服骄傲、嫉妒、贪婪等罪，引导人从得救走向成圣。这与儒家通过省察、惩忿窒欲、慎独等方式来改过迁善，在实践路线上有深刻的相似性。基督教认为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必须在“上帝的光中”进行，而刘宗周的修养也同样强调“对越在天”“如对上帝”。这与《中庸》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并不矛盾。

四、原罪说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深刻地感受到自身所处的道德困境：自私、冷漠、贪婪、暴力、虚伪等不断侵蚀人心，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一个问题：人不仅无知，且在更深层次上受困于某种内在失序。这里的“失序”，就非常接近基督教说的原罪状态。如果我们把原罪理解为一种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而非简单的宗教教条，那么它可以成为一面镜子，使人谦卑地认识自己的有限与败坏，从而不再盲目自信，也不再轻易指责他人。“救赎”也不再只是宗教术语，而成为一种终极释放的象征：人从自我中心中被拯救出来，重新回到爱、谦卑与真理之中。这种思想，无论对个人的灵性成长，还是对社会的道德重建，都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总的来说，基督教的人性论并不是对人的贬低，而是对人的伟大与破碎的双重揭示；原罪说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极其真实的生命洞察。当这些思想通过中华文化的语言与经验来进行诠释时，我们就会发现：原罪可以对应微过、妄惑、私欲；救赎可以会通复性、返本；成圣可以被理解为止于至善的历程。通过这样的诠释，不仅基督教思想更容易为中国人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也会因此获得更新发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