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上帝本质属性的神学诠释学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教会一贯将“爱”作为上帝的本质属性，毋庸置疑，这有充足的圣经依据。本文要集中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教会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何如此强调爱是上帝的本质属性，其神学诠释学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一本质属性与中国教会上帝论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处境有何关系？中国教会思考上帝论可以采取或借鉴怎样的处境神学方法？

第一，中国教会在上帝论方面，更加强调上帝的内在，上帝的超越则谈得相对较少，原因是中国教会更愿意看到一位爱的上帝。这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苦难经历相关，比如，吴耀宗从宇宙观入手介绍他的上帝观，并将“爱”作为上帝内在与“超然”之间的连接纽带。他说：“在人类的关系中，有一种现象叫作‘爱’，人就把这个爱推到宇宙的大生命里说：上帝是天父，上帝是爱。”吴耀宗在《我所认识的耶稣》一文中多次拿“吃饭”这一最基本的“生存的问题”做比喻，正是耶稣“从爱的努力，从道德的奋斗，找出一位活活泼泼的上帝来”，如此显明上帝的大爱。汪维藩则特别从文化处境出发，并结合自己母亲为儿子无私付出的事例，感慨“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母爱里，有一个基督的身影”，他引申出“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又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而基督的‘肉身’，则是在苦难中与自己的民族认同，并在苦难中造就了自己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丁光训则借用圣经中母亲的形象来表明上帝的爱，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丁光训认为教会长期以来为男性中心论所苦，导致我们对上帝的形象有误解。上帝不仅有男性的形象，也有女性的形象。基于此，他表明：“上帝是爱，上帝的最高属性不是他的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知，他的自在永在，他的尊贵威严，而是他的爱。上帝就是爱。这是比人间的父爱和母爱更长、更阔、更高、更深的爱。公义和爱不是上帝的两个对立的属性，好像有时讲上帝的爱就不讲上帝的公义，有时讲上帝的公义就不讲上帝的爱。公义也是爱。把爱在人间付诸实施，把爱普及几万几亿人，爱就变成公义，或叫公平，或叫正义。”在这样的历史和时代苦难中，中国教会追求一位爱的上帝。

第二，近代基督信仰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对立问题，强烈需要爱的上帝观。外国传教士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并粗暴地将因信称义与天堂地狱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信仰中产生了各种冲突与对立。当时，有人鼓吹道德无用论，否定福音的伦理道德内容，好像上帝成了一位自私的、不分是非善恶的上帝（信我就善，不信就恶）。丁光训直言：“基督所彰显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这一上帝观不允许我把他看得如此残酷粗暴，竟然会把千千万万的人一一送入地狱永火。”丁光训呼吁要高举爱，彼此相爱，让爱的上帝来苏醒许多冷冻的内心，帮助中国教会逐渐消除信仰中的各种对立，弥合由于各种原因而生出的裂痕。

第三，从神学特点或模式上来说，中国神学需要以爱为实践原则的神学。中国教会注重实践和经验，这从中国教会对神学的基本定义中可以看出。陈泽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将神学定义为：“神学是教会灵性经验的理论，是历史上某一个特殊时代中教会的宗教经验的总结。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它从传统的教义和信仰的内容出发，将教会某些新鲜而具有特性的灵性经历，在理论上加以整理和提高，并回过来用它来指导教会的工作，指出她前进的方向。”丁光训则强调：神学是历代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一切灵性经验的总结，它的功用在于回过来指导和提高我们的经验。而汪维藩认为，神学是“来源于教会和信徒的信仰实践或灵性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指导信仰实践或灵性实践的一种基督教理论”。虽然，这些定义中所说的“经验”和“实践”有所不同，但却都涉及中国教会的具体处境，均强调神学是教会灵性经验（也包括从实践而来的经验）的总结，然后反过来指导教会的实践。如此看来，中国教会神学建设过程中做神学的模式非常接近毕文斯（Stephen B. Bevans）形容的“践行模式”，注重将极具变迁的社会作为重要的神学资源，从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可能性中取得灵感。践行模式认为神学不仅是传统的“信仰寻求理解”，更重要的是将信仰作为求知性行动的一个过程。真正的信仰不仅是理智的知识，更需要实践的考验。践行模式运作的第一步是行动（action）；第二步是回应（reflection），此回应的根据是：1.对人的行动和其在文化及社会处境下的分析，2.对圣经的研读和基督教的传统；第三步则重新回到行动中，不过这次的行动比第一步的行动更成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每一次的循环会更加扎根于圣经，同时也更适应当地文化和社会处境，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走向成熟。爱不仅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去爱”。这位爱的上帝，促使中国基督徒更好地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爱人如己，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去爱周围的“邻舍”。

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从来就不是纯神学理论的探讨，而是以圣经为基础，继承信仰传统，结合中华文化和信仰经验等要素，在历经沧桑的社会巨变中形成的神学结晶。毋庸置疑，“上帝是爱”是在中国教会处境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神学观念，从圣经和教会传统中汲取神学资源，同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一神学观念不仅对中国教会的教会论建设有重要启发，更为中国教会的神学提供了一种神学诠释路径和教牧实践方法，对中国教会的建设和健康传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