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人同我探讨有关“讨好型人格”的问题。在此我先声明：本文不会对“讨好型人格”是不是“病症”做出任何分析，只是想到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些标签，例如“反驳型人格”“确实型人格”“窝囊型人格”……我并不把它们看作是某种病症，很多人仅仅是通过这些标签，以一种自嘲的方式进行自我消解，但其实这些无处安放的困境恰巧反映了当下社会中很多人都存在着的一个紧迫问题：我们总是在回避分歧。
《论语·子路》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但日常中却难以将其实践出来。人们总是秉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一致的，便是亲密；亲密的，就该一致。
我们经常怀揣着一种隐秘的恐惧，仿佛那些不同的声音、相左的意见、别样的看法，每一样都会使我们珍视的亲密关系产生裂痕，最终走向崩塌。于是在纷争开启时，我们或选择急切地辩驳，意图将对方的思想驳倒，从而归入我们的阵营；抑或沉默地退让，将自我真实的意图深深埋藏，从而避免矛盾的产生。我们似乎总在急于求同，仿佛我们必须靠着某种“牺牲”的方式才能够达到“和谐”的统一；仿佛我们总是在一次次的交流中将对方当成镜子，必须完完全全地和彼此一模一样；仿佛我们如若不去积极地建立一种看似紧密无间的联结，我们就会变成孤岛，飘荡在茫茫无际的星河中，独自沉沦。
但事实是否真是如此？让我们试着分别从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
一、在群体中，个体的“安全需求”使人选择回避分歧
我们蒙着眼睛追求的“和谐”，到底是“一致”，还是“一样”？
人们对分歧本身有一种普遍性的恐惧，这当然来源于人的社会性。人们之所以聚集，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得到一种终极的“安全”。一个人当然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他却几乎完全不能在短时间内仅凭自身解决因离群索居带来的恐慌和无助。
这种必然性根植在人类个体生存逻辑的底层需求之中，它促使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断地进行一种隐性的合群。“在一个群体中，当个体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他会感觉到来自群体的压力。”因此，为了在一个集体中得到一种“被隐匿”的安全感，个体往往会主动接受自身的部分“个体独立性”被整个群体剥夺。
以这种“相对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绝对的平安”。在这种平安里，“和谐”得到极致的升华，没有冲突、没有争端，一切分歧的源头在这里都被视为一种对抗，需要被抹杀。可分歧毕竟是思想层面造成的差异，我们要怎么拒绝这种差异呢？是的，正如很多人看到这句话时产生的想法一样：既然思考造成差异，那么我们只需要不思考就好了。人群里向来不缺乏领袖人物，对于更多的人而言，在群体里，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思考。对于这类人而言，普通总是胜过特殊，盲从总是胜过带路，按图索骥总是胜过思虑深远。为了使自己能够沉浸在这种虚假的祥和里，人们便停止了大脑的运转，停下了思考的脚步，甚至还会对旁人谆谆教导：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
不可避免地，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地变得“随和”起来。可这种“随和”是否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人终极的安全需求呢？很显然它并没有，因为但凡有人开始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思考，这种死水般平静的湖面就会瞬间被搅得天翻地覆。这意味着，这种“平静”只是一种掩藏，真正汹涌的“暗流”在看不见的水面下蓄力，时刻准备爆发。
我们还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一个较为残酷的真相：《使徒行传》1章描述，耶稣升天以后，在橄榄山聚会的仅120人。虽然正是由这120人起，基督宗教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徒遍布全球，但我们总是在想，耶稣传道的足迹遍布以色列，很多人都见过他，他传讲的时候动辄便是几千人跟随，在他进入圣城的时候道路两侧挤满了人。可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其实只是在看热闹。他们并不在乎这位夫子究竟是谁，仅仅是因为别人都去了那里，他们便也被催生出“从众的跟随”。待到人群散去，大家也就各自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里。故而我们有确实的理由相信，在圣城门口围观、呼喊、抛着棕枝叶欢迎耶稣进城的，和在审判耶稣时高喊着“把他钉S字J”的，完全可能是同一批人。
这种悲剧性潜藏于整个社会里。很显然，即使处于现今的社会中，这种“盲从”的现象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们要明白一点——试图建立一个“一样”的人类社会，就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摩擦力的物理世界——它既不可能，也违背了物质运行的基本规律。智慧的体现，不应是天真地构设一个虚拟的乌托邦世界，而是要致力于去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人们身处其中可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张力；可以更加妥善地引导和驯服自身的生存本能，令其更趋向于真正的真、善、美，在稳定与变革中寻找到富有韧性的空间。而非投入全部的身心去维持一个看似稳固实则不堪的“和谐”。
二、在自我塑造过程中，由于认知的失调威胁到内在的平衡
我们选择回避分歧，是因为它同时对我们的社会关系和认知习惯都造成了冲击，它是一种全方位的挑战，这种挑战往往会打破我们内心的安宁，给我们直接造成生理上和心理上不愉快的体验，其本质不仅与社会关系相干，也源于个体认知的失调。
首先，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人总会因为各种环境的问题导致其在认知形成过程中出现认知偏差。例如在童年时期因表达反对意见遭到批评、打骂而感受到恐惧，或由于目睹父母争吵而感受到痛苦，随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便会不自觉将“分歧”与“受伤”联系起来。
每当负性情绪出现时，我们大脑的一些区域就开始工作，其中包括杏仁核、前额叶等多个功能区，它们会针对这些负性的刺激进行一系列精密且复杂的合作，开始“评估并决定采取的行动或对行动进行相应调整”。但我们都清楚，在处理情绪——尤其是负性情绪上，我们的大脑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强（或许这也和我们的认知模式有关），在我们的机体对不良情绪做出自我调节的适应策略时，我们习惯性地会产生一种以过去为中心的持久的消极想法，这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反刍”。“面对应激事件时，习惯采取反刍策略的个体会反复思考事件产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固定的认知偏差形成后，再次面对分歧时，我们的大脑会固化地将其识别为一种“威胁”，从而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开始调动身体的各项激素，预备好随时“战斗”或者“逃跑”。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要选择“战斗”——因为“战斗”往往意味着“不安全”，这显然和人最底层的需求相悖，于是“逃跑”便成了最自然的本能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面对分歧时会不受控制地心跳加速、面红耳赤，这正是身体认为自己在面临“威胁”的信号。也正是因为把“分歧”看作了“威胁”，长此以往，“以回避来换取安全”便被内化为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
其次，分歧的产生本质上意味着思维的对撞，这种思维的交锋往往被赋予一种在形式上分出“输赢”的概念。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当我们的观点受到另一个观点的挑战时，我们往往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躁，当焦躁大到令人无法接受时，我们就会被拉进一个“他是错的，我要纠正他”的战斗区间里。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两个原本平静的人在输出观点时会变得激动、讨论会演变成争论、争论会演变成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要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足够了解自己和别人吗？每个人基于人生经历、价值观判断、思维方式不同，对于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其次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在言语上说服对方呢？那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混淆了“事实”和“观点”。事实有真假，但观点永远没有必要分出对错。
所以在我们对“观点”本身进行对错性的征讨时，其本质就从一种沟通发展成了一场战争。这就决定了每一次的结果必然会给双方中的某一个人带来一定的伤害：对于那个输了的人而言，他被否定的不再仅仅是一个观点，更是一种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每一次交锋的失利，其背后都象征着其一部分自我被否定、被排斥、被挑战、被消耗。
结合了群体性和个体性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害怕的不是分歧，而是分歧带来的不堪的“后果”。但我们拼命预防的不堪“后果”里，有多少是定然会发生的呢？又有多少仅仅是由于我们不会正确地与分歧共处呢？
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其中最直接、最生动的例子便是保罗和巴拿巴的“分手”。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后，保罗和巴拿巴准备第二次出行，巴拿巴想带马可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上次中途离开而认为不妥，双方就此“起了争论”。但他们并没有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尊重各自不同的领受和策略，选择分开行动。最终，巴拿巴带马可往塞浦路斯去，保罗则挑选西拉往叙利亚去。这种分歧致使的“分手”反而最终使福音工作拓展成了两个团队。或许保罗在面对马可时，在思想上与巴拿巴存在分歧，但他从未因此与巴拿巴和马可产生争战，所以他才可以在后续的书信中客观地、真实地评价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
耶路撒冷会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早期教会在处理最大的分歧时，众使徒和长老们最终一致确认“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犹太信徒可以基于他们的文化背景选择继续按传统受割礼、守律法，但外邦信徒则无须如此。教会在同一信仰下，容纳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表达和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看见，圣经中强调的“和而不同”并不是无原则的混合，而是在核心真理上合一，在实践和文化上允许多样性的存在，旨在表明在一个最高原则的统合下，我们要尊重个体的差异和个人的领受。
用一句最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合理表达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不会摧毁真正的关系。我们不应回避分歧，而是要本着一个恰当的原则和态度，将分歧视为一个深化理解、拓宽视野和建立更真实联结的珍贵机会，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
因为分歧永远不会使我们疏远，傲慢才会。
（作者系金陵协和神学院学生）
